前進！崎嶇的福音之路

1945年，日本在中國大陸打了長達八年的戰爭之後，終於宣佈戰敗投降。

對孫中山建立民國以來即陷入不斷內憂外患的苦難中國來說，日本的投降絕對是個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全國洋溢在一片歡慶聲之中，中國終於可以好好休養生息，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站起來了。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入侵才告結束，八年抗日期間早就在華北地區蠢蠢欲動的共產黨，乘勢崛起，共產黨與蔣介石政權的國府內戰緊接著開始，中國再次陷入戰亂，和平遙遙無期。當時沒有人知道，國共之戰機會持續多久，好不容易可以好好平安生活的人民，面對的又是一場因戰亂帶來的生死別離，未來不可知，只能繼續逃難，逃避戰亂。

在日軍與共軍的夾縫中傳教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一群來自歐洲法國、匈牙利、奧國等國家的耶穌會神父們，陸陸續續飄洋過海來到中國河北傳播福音，並先後開闢了獻縣、永年、大明及景縣等四個教區。

在日本人佔領期間，河北地區的鄉間雖有共產黨神出鬼沒，四處和日軍打游擊戰，但基本上天主教神父還可以自由傳教，在日軍與共軍的夾縫中繼續為天主傳播福音。不過，向來以無神論反對天主教的共產黨，還是在教區裡製造了許多騷動與不安，讓教會吃足了苦頭，「聖若石修院事件」就是最嚴重的案例。

當年，耶穌會在獻縣教區（屬耶穌會匈牙利會省管理）設立了聖若石修道院（St. Joseph Seminary），專門培育天主教神職人員。1938年聖若石大修院三位神父、九位大修士、一位輔理修士和十幾位教職人員，因故全遭日軍殺害。教難發生後，1940年耶穌會就將這座修院遷到與獻縣相距六、七十公里的景縣，成為若石總修院，交給奧國耶穌會神父託管，因為當時奧國在歐洲被德軍佔領，而德國與日本是戰爭盟友，修院裡的修士才可以在這層「保護傘」下繼續安心地求學。

不料1941年九月，修士們才剛放完暑假回到學校，還是發生了令人遺憾的獻縣「雲台山山莊慘案」。當時共產黨自修院附近的雲台山山莊，射殺數名黃協軍，然後嫁禍給教會，大批日軍闖入修院校園，不分青紅皂白逮捕了好多位神父、修女、修士及教友，其中並有二十一位因此被殺。前後兩次事件，教區被害達四十餘人。

神父們都很清楚知道，面對日軍與共產黨游擊隊的潛在威脅，言行必須更加戰戰兢兢、謹慎小心，否則稍有閃失，就會惹禍上身。

河北的教區相當遼闊，耶穌會士耕耘多年後，在很多鄉下村落建立了堂區作為傳教據點，且吸引了為數眾多的教友來到天主跟前。由於堂區分散在各地鄉下，堂區與堂區間有段距離，傳教士在神職人員嚴重缺乏的窘境下，往往一個人必須同時照顧許多堂區的牧靈工作，在蒲敏道神父的回憶自傳中就曾提到：當時他幾乎每天得騎著腳踏車或靠雙腳步行拜訪教友，但各交通要道不是有日軍據守、就是有共產黨游擊隊在鄉間出沒，神父們進進出出經常遭到盤查，很危險也很不方便，但是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神父們始終不曾退卻，依舊奔波各地為教友服務。

共產黨來了，開始逃難了

等了好多年，日本終於戰敗投降了，神父們原以為可以好好重新展開福傳工作，想不到，更大的挑戰緊接著來考驗神父們的勇氣與智慧──共產黨日漸掌控華北地區，對天主教的迫害也越來越明顯、大膽。

該來的，總是會來！共產黨在各地陸陸續續將教區神父逮捕，進行一連串的鬥爭、勞改，後來來到嘉義朴子開教的耶穌會隆其化主教曾被共產黨毆打，而同樣曾經來到嘉義沿海、目前在新竹關西主持華光智能發展中心的葉由根神父，也被共產黨關了又放、放了又關，神父們各有不同的悲慘遭遇，身心受到很大的打擊與折磨。然而，神父們熬過來了，回到教友身邊又以使徒的不屈不撓精神，繼續著天主交付給他們的神聖使命，「好牧人，為羊捨命。」

蒲敏道神父也不例外，1946年初他和一群神父同時被共產黨關起來，並且企圖唆使民眾指控他們的「罪行」，但這些曾經多次受過教會幫助的民眾，沒有人願意出來作違背良心的指控。或許是天主的悲憫，幸運的是，十四天後，共產黨將他們釋放，除了沒收教會所有財產及土地，還將他們驅逐趕出景縣教區，而當時擔任景縣大修院院長的蒲神父，帶著修生及教授們前往北京避難。

蒲神父以羅馬交付的兩萬美金及河北四個教區主教的同意下，在北京東城區的王駙馬胡同買了約二十五公畝的土地及一座大宅院，三個月後，景縣大修院在北京重新開課，廣闊的臨時校園還有操場、籃球場、排球場，暫時遠離共產黨的威脅。然而好景不常，共產黨勢力很快就一一攻佔河北各主要城市，1948年底更包圍了北京城，整個局勢越來越混亂，修院也無法好好上課。繼續逃難，似乎是當時蒲神父唯一的選擇。

1948年十二月底，羅馬拍發了一通緊急電報給蒲神父，要他立即回羅馬報告中國大陸日益危急的情況。他先搭機到上海再轉飛往羅馬，耶穌會會長除了指示他妥善安排人員撤離大陸，越快越好，並且指派他擔任耶穌會「中國視察員」，完全授權給他負責統籌協助中國所有耶穌會士撤退事宜。

逃難大計劃

「我們是一群『流亡學生』，從景縣到北京，輾轉到上海、到香港，再到菲律賓，一路上全靠耶穌會神父幫忙，沒有蒲神父的堅持和遠見，我們今天不知在哪裡？」從桃園振聲中學退休後仍擔任輔導工作的王彥博神父，一語就道出五十年前景縣修道院小修生心中無限的感激。

「當初原以為只是退到上海，想不到最後去了菲律賓，」目前在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服務的趙一舟神父強調：「要分批安排兩百多人從北京撤到馬尼拉，絕對不是件簡單的事，除了要妥善安排每一個落腳處的食宿，還要到處籌措旅費，甚至要想盡辦法購買珍貴的機票、船票，最後所有人都平安到達──這艱鉅的任務，蒲神父和眾多耶穌會士做到了。」

1948年底的北京城，整個局勢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混亂，人人自顧不暇，哪還有心思去照顧別人是否能順利離開這即將淪陷的危險城市。但是，對蒲神父及趙振聲等多位天主教教區主教來說，除了要設法救出所有的神父和修女，他們還有一個共識──不管再怎麼危急，一定要集中所有的經費和管道去搶救修院的修士，因為他們是未來天主的牧人，要奉天主的名去照顧更多的羊群，修士們是教會最寶貴的無形資產，也是教會最永久的希望，絕對不能放棄，絕對不能讓他們留在中國大陸。

景縣總修院及北京輔仁大學多瑪斯哲學院共兩百多位修生，在最危急的時候受到天主的恩寵，這群當時仍然懵懵懂懂的青年學子，正努力讓自己走在天主的道路上，而天主也以祂最好的牧人來照顧他們。教會的領導高層決定以上海為中繼站，先將所有修生撤退到安全地區，再想辦法送到菲律賓──蒲敏道神父已經事先前往菲律賓安排好復校事宜。

從北京到上海再到馬尼拉

北京到上海的路有多遙遠？有多艱困？在那個極為混亂的情況下，教會先將一筆旅費及車票、機票或船票交給修士，只要有交通工具，不管是陸、海、空，只要能走人就馬上走，且越快越好，三、五個人一組機動出發，到了下一站，先前往教會指定的教堂或修院找負責的神職人員，等待下一步的指示，一有了機會，又立即啟程往下一站出發，就這樣一站接一站，絲毫不能猶豫。

小學及初中在獻縣讀書，後來到輔大唸多瑪斯哲學院的趙一舟神父與三位同學，先從北京走到青島，再坐船到上海，一個月後搭飛機到廣州，再搭船到香港暫時住在一所小修院，最後再轉到馬尼拉。

新竹教區劉獻堂主教是在上海找到蒲神父，蒲神父安排蘇守仁神父照顧他，後來，他從上海搭機到廣州再轉到香港，同樣在新界西貢一所剛蓋好的聖神小修院住了半年，最後再轉到菲律賓進入景縣總修院，就讀哲學和神學，1957年八月赴羅馬深造，獲教會法博士學位，1960年再赴比利時獲教育碩士學位，1961年來到台灣服務，多年來一直受到蒲神父的照顧，心存感激。

王彥博神父本來是被安排從北京搭飛機離開的，那時候屬基督教會人士所有的聖保羅號飛機（可搭載三十多人），從北京飯店前廣場起飛（不是從機場），跑道很短，為了多載一些人，行李能丟的都丟棄，就這樣一次又一次來回在北京與上海之間，但王神父後來把自己的機位讓給幾位修女先離開，自己再每天到廣場等飛機，直到聽說聖保羅號失事了，才沒去，而他也因此留在北京過農曆春節，稍後就坐火車到天津，再搭船到上海。

與王神父同樣從振聲中學退休下來的郭景山神父，特別提起一件旅途上極為驚險的意外。他說，他是在農曆過年前就抵達上海，在上海徐家匯吃過年夜飯後，就從上海坐船到香港，想不到一出長江口，船就觸礁了，這麼一撞，船上所有人所有行李全都東倒西歪，一片凌亂；發生意外當時因為情況不明，會沉船嗎？該怎麼辦？這時候，一位孟神父非常鎮靜地帶著大家祈禱、發痛悔，為大家唸赦罪經，船上不管信什麼教的人都來了，只為祈求平安。

後來船隻緊急修復沒事了，可以繼續航行，但得慢慢開，船上逃難的人終於露出笑容，同行的修生們開始有說有笑，聊天、唱聖歌，郭神父強調，大家都是年輕人嘛，年輕不知道害怕，等船到了香港，碼頭上都是人，全是爭著來看這歷經劫難的船。

王彥博神父回憶起當年逃難的過程，雖然心有餘悸，但他還是講了一件「流亡學生」的趣事：從北京出發時，教會大概發給每個人三十萬元法幣，三十萬看起來好像很多，但根本不值錢，因為在北京是用共產黨的錢幣，到了青島得換成國民黨的錢幣，有人乾脆在進天津之前將錢全部換成雞蛋，這樣總算保值了吧。但問題是，雞蛋易碎，進了天津城，只得沿街賣雞蛋。

菲律賓新生活

不管如何危險、如何艱難，修士們終於陸陸續續來到菲律賓。當時修士們是以臨時觀光客的名義進入菲律賓，每年要向當地政府相關單位報到，那是菲律賓政府給的特權，因為有國會議員是教友。景縣總修院本來在一處農場，後來遷到馬尼拉郊區一處廢棄軍營，新生活就在異國開始。

當初一手安排這「逃難大計劃」的蒲敏道神父，則自己留在上海長達五年，繼續協助還留在中國內地的其他耶穌會神父離開，直到1953年他遭共產黨驅逐離開大陸，隔年才來到菲律賓與景縣總修院的修生們會合，並於1954年再次擔任修院院長。

「蒲神父是一位眼光很遠大的長上」樞機主教單國璽強調：「當年他毫不猶豫，決定將那麼多人送到菲律賓，因為他很清楚看到教會未來必需這麼發展，留住修士是最重要的事。」單樞機後來也輾轉到了菲律賓，並在景縣大修院與修士們同住了一年，後來他轉往碧瑤，蒲神父則於稍後從中國回到羅馬再到菲律賓。

新竹教區劉獻堂主教覺得在菲律賓求學時，蒲神父的生活方式對他影響很大，日子過的非常簡單樸實，未因身為院長就比修生們好，還是跟大家一樣，在管教上蒲神父絕對是以身作則。雖然蒲神父總是忙著行政工作，並沒有親自為修生們上課，但他對人非常真誠，有任何事都可以隨時直接找他談。

王彥博神父則表示，蒲神父在菲擔任修院院長時，雖然作決策說一是一，但他很願意聽修生們訴苦，總是側耳靜聽，讓修生們細說，並且廣泛聽別人的意見，若真的不行，會安慰你說：「修士，我們在世上是吃苦的事情。」

「蒲神父對修士很好。」王彥博神父強調：神學院教授上課時，蒲院長會抽空去旁聽，了解學生學習及教授上課的情形。那時候修院的功課很重，特別是一旦放假，神學作業反而比平常更多，很多修士因此不喜歡休假。蒲神父發現了，就問說：「修士，你們為什麼不放假？」了解原因後，原來是教神學的教務主任喜歡在放假時出作業。結果蒲神父竟然對教務主任說：「應該讓修生們放假，不然，我來兼教務主任。」只要是合理的事，他一定會為人爭取，主持正義。

但是，蒲神父對剛晉鐸的新神父卻又是嚴厲的。曾有新神父出去傳教，回來訴苦，蒲神父很體貼地說：「神父，你吃苦不少！」這位神父備感溫馨地說：「是啊，我要休假。」想不到蒲神父卻接著說：「要休假，到天堂去才休假！」

「蒲神父是很有同理心而且很謙虛的人」郭景山神父特別強調：「由於耶穌會神父來自世界各國，當一群神父們在一起時，各種語言包括法語、英語、德語、西班牙語都有，就像一個小小聯合國在開會。但蒲神父堅持，我們在中國傳教，都應當會、應當學、更應該講中文，即便使用天主教共同的拉丁語也不行！」

郭神父還記得，1999年菲律賓舉行聖若石修院遷菲五十週年（1949──1999）慶祝活動，台灣很多當年在景縣大修院讀書的神父都去參加，蒲神父當然也去了。行程中他與蒲神父去拜訪一位奧國講德語的老神父，由於蒲神父是講德語的瑞士人，德文當然講得相當流利，但因為只有他不懂德文，蒲神父就一直講中文，不讓他因為聽不懂而感到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