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主同行　－蒲敏道神父親筆自傳－

【編按：2001年春天，聖心教養院劉振旺院長及滿詠萱修女多次與蒲敏道神父溝通，他終於同意以英文親自寫下這篇個人自傳。跨越一百年的時空，許多人事物早已不復記憶，但蒲神父仍以驚人的記憶力寫下他在瑞士、中國及台灣的一生，文中部分年代經再三求證及推敲，已作適當修正，與神父自己所寫的年代不盡相同。我們認為，重要的不是「那一年」，而是他曾經在這片土地上做過「哪些事情」………】

我，法蘭西斯·蒲敏道(Francis Burkhardt)出生在瑞士巴塞爾城，在家中七個孩子排行老三，上有兩位哥哥，下有三位妹妹及一位弟弟。父母親一直希望兩位哥哥能成為神父，但後來他們都成為商人。至於老三我法蘭西斯，在三年的學徒生活後，又在兩家公司工作了四年。家人原本寄望我成為商人，但我卻有成為傳教士的強烈念頭。然而，我們的神修導師卡爾•沙勒神父（P. Karl Saurer S. J.）拒絕我的請求長達七年，因為，他擔心我會和兩個哥哥一樣，到最後又改變當傳教士的心願。不過，我還是很認真在教會的瑪利亞勵志社（Marian Sodality）服務。

我聽到主的召喚

這時候，年輕的耶穌會傳教士路得（P. Rude）來到我們這兒幫助沙勒神父，他看我在瑪利亞勵志社服務非常積極認真，於是問我：「你願不願意成為一位傳教士？」我回答說：「當然願意啊！但我們的神父卻一直不同意。」於是，路得神父主動表示他願意和沙勒神父溝通這件事，隔天傍晚，路得神父告訴我，可以再去和沙勒神父談一下，終於，沙勒神父同意了。

這時間大約是在1925年的三月或四月，當時瑞士的天主教大學都不願意接受我的入學申請，他們都回答說等九月再來吧。只有在奧國林茲（Linz）的內思（Aloisius）大學校長阿方斯•杜斯卻克神父（Fr. Alphons Duscheck S.J.）來信告訴我：「來吧！盡你一切可能，越快來越好！」於是，我先在1925年四月進入內思大學讀拉丁文，九月之後正式在第五年級就讀，必須讀到八年級才算畢業。

在第五年級時，杜斯卻克校長被省會長派往中國建立奧國省會（Austrian Province）負責的景縣教區，由於這位校長非常受到學生及校外的人們喜愛，他派往中國這件事也深深影響了很多學生。

在五年級剛開學時，耶穌會德國省省會長到林茲來看我們，那時候瑞士屬於他的會省管轄。我問他：「我什麼時候才可以發願，進入初學？」他說必須在畢業之後，也就是大約再三年半。

但是，在杜斯卻克校長啟程前往中國大陸前，我迫不及待地問他：「我什麼時候可以到中國？我什麼時候進入見習修行期？」他說，那就問問省會長吧。而省會長說：「五年級就可以了。」於是，我立刻在1926年九月八日加入耶穌會，在奧國省位於Karnten的St. Andra 會院進入初學，同時，我也許下了去中國的願望。

1926至1928年，我在Karnten 的St. Andra 會院完成「初學」後，1928至1931年我到靠近德國慕尼黑市（Munic）的普拉克（Pullach）讀哲學，並在那兒發了初願。1931年秋天，在行經西伯利亞長達十四天的旅程之後，我終於來到嚮往已久的中國！

中國，我來了

1931至1932年，我在中國河北省的獻縣教區學習中文。1932至1933年，我依修會規定到天津工商大學進行一年的試教。1933至1937年，我轉往上海徐家匯神學院攻讀神學，1936年我終於在徐家匯晉鐸為神父。1937至1938年，我在獻縣教區的安國縣堂區擔任助理本堂神父，這時候，中日八年戰爭剛好爆發。1938至1939年，我前往江西省的蕪湖進行「第三年初學」。

1939至1940年，我擔任屬於景縣教區的河北省南宮縣范家寨本堂神父，那時候范家寨已經被日本軍隊佔領，而日軍幾乎每週例行到鄉下共產黨出沒頻繁的地方巡邏，而鄉下郊區到處挖掘一人高的壕溝，以阻礙日軍巡邏隊。范家寨在南宮縣東北方約四十公里，當時我必須騎著腳踏車，和我的教友訪視大約十個傳教堂區，而每個堂區與堂區之間大約有十公里的距離，一路上，我們經常遇到三人一組的共產黨游擊隊，每次我們都必須適當說明我們是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非常驚險。

1940至1941年，我被派往河北省景縣教區擔任景縣大修院神學教師，1941至1944年【編按：應為41至47】，我擔任景縣修院的院長及景縣傳教區會長。這段期間我和景縣教區的監牧凌安瀾主教（Vicar Apostolic, Msgr. Leopold Brellinger）有許多小爭辯。因為景縣縣城雖被日軍佔領，但鄉下郊區則是共產黨流竄，而我們又必須在鄉下各傳教堂區進進出出，我們教區幾乎都屬於耶穌會奧國省會管轄，而奧國當時被德國佔領，德國又是與中國對戰的日本國的盟邦，我們傳教士在教區進進出出必須保持完全中立，不能對共產黨、也不能對日軍說出我們所看到的任何事情。

混亂的年代，我們依然堅持

1945年日軍戰敗，共產黨政權很快就控制這整個地區，影響力越來越大。1943至1944【編按：應為45至46】共產黨開始準備一個反對教會的人民法庭，在1944年一月六日【編按：應為1946年】，共產黨警察逮捕包括上至主教在內的所有外國傳教士，送到城外兩公里一處小山丘上，山丘四周圍滿了當地民眾。.

群眾根本不可能對我們有任何指控。這時候，官員說：「我們要如何處罰這些人？」群眾喊說：「槍斃他們！」，「如果政府不允許槍斃他們呢？」，「那就把他們關起來！」，「如果政府也不允許把他們關起來呢？」，「那就把他們驅逐離開中國！」群眾如此喊叫著，最後，這個方式被群眾接受了。

【蒲神父註：我們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教會，主教在這些民眾遭受洪水氾濫時幫助他們很多次，所以共產黨願意對我們寬大一點。因為，除非經過特殊的洗腦訓練，民眾還是比較喜歡外國傳教士。】

十四天後，我們被釋放了，但這段期間教會的財產、土地、建築都被充公，清算之後還要求我們付出一筆很大的款項。然後他們將我們驅逐到北方，那裡距離北京約一百五十公里，仍然由蔣介石的國府軍隊控制。

1946年秋天，我們抵達北京，三個月後以極便宜的價格買到一位中國富豪拋售的土地及房舍，景縣大修院遷到這裡重新開課。但共產黨的軍隊日漸逼近，大約一年半之後便包圍北京。

在1948年十二月底，羅馬來了一封電報，要我立即趕回羅馬會見耶穌會總會長，由於北京已被共產黨包圍，當時要離開北京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須靠基督教會來往北京與上海的聖保羅號飛機，飛往仍在國府軍隊掌控的上海。基督教會的飛機同意搭載天主教會人士，因為他們確信將會拿到乘機費用，而許多基督教人士通常是未付費的。

到了上海之後，我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羅馬，在1949年一月初抵達，我會見了總會長，並且得到他的指示：「任何耶穌會士不能自動離開中國，除非生病的及與導師所帶領的受旨者」（No Jesuit has to leave China willingly,　except the sick and those formation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instructors.）。這時候，我也被任命為「中國的視察員」（Visitor of China），總會長在中國的全權代表。

在羅馬停留三天並趕回瑞士三天探望母親後，我搭飛機離開歐洲到上海，而後來的六個月期間，上海仍在國府軍隊的掌控之中。

在上海停留這段期間，我前後兩次搭機前往菲律賓，一次是與菲律賓的地區院長卡倫神父（Fr. Cullum）一起安排約九十位景縣修院修生的安置問題，另一次是安排耶穌會許多團體在菲律賓找尋適當的落腳地方。

1949年七月，上海已經被共產黨軍隊佔領，我之所以能夠以瑞士公民的身分留下來，是因為瑞士是中立國，瑞士在北京的大使館還能運作一段時間，而瑞士在上海的領事告訴我：「他無法保證我不會被捉入監牢，但他也不知道我是否會被驅逐出境。」

我在上海足足停留了五年，我雖然無法離開上海，但所有內地遭共黨驅逐的耶穌會士搭乘火車經由上海前往香港時，我都可以見到他們。

總會長在中國境外，另外指派了保羅•歐布廉神父（Fr. Paul O'Brien S. J.）擔任中國副視察員，負責安排被中國共產黨驅逐出境的耶穌會神父回到他們自己的會省，或指派他們前往中國以外的教會傳教。

在上海五年後，有一天早上，當我騎著腳踏車要為仍在上海工作的盧森堡（Luxenburg）修女主持彌撒時，一部大陸公安的警車將我攔下來，他們向我宣讀了一份逮捕令，同時將我帶進他們的車子。修女們立即將我被逮捕的事通知瑞士領事，他在最短的時間內打電話給公安，公安告訴他：「沒事，沒發生什麼事。」但是當領事一再堅持，公安才回答說，將會對我進行審訊。傍晚時，他們告訴領事，我已經被送上火車前往香港了。

1953年七月，我從香港搭飛機回到羅馬，我在那兒向總會長報告過去五年在上海的情況。然後，我在羅馬及瑞士等了將近半年，最後在1954年一月我被派到菲律賓馬尼拉，再次擔任在菲復校的景縣大修院的院長，直到四年後的1958年這些修生都畢了業為止。

我在台灣，美麗之島

1959至1960年我被派到台灣新竹擔任耶穌會院副院長。1960至1962年，我被派到越南達拉特（Dalat），在臨時搭建的院舍中擔任宗座總修院院長（Rector of the Papal Regional Seminary），我們在達拉特一處很美麗的地方規劃了一座修道院，容納了超過兩百名修生及二十位教授。當修院快要建好的時候，我被任命為耶穌會遠東省省會長，來到台灣的台北。

我在1962年七月開始工作，首先與聖言會（S.V.D.）的神父購買了輔仁大學的校地，規劃了兩所耶穌會負責的學院（今輔仁大學的法學院和管理學院），協助徐匯中學在台灣復校，緊接著輔仁大學的神學院也設置好了，聖家堂與耕莘文教院開始興建，在東帝汶由歐布廉神父接管的小修院，也還給耶穌會葡萄牙會省管理。

1967至1972年，我擔任嘉義教區朴子總鐸區的耶穌會院院長，住在新港。1973至1976年，擔任朴子天主堂本堂神父。1976至1994年擔任嘉義教區副主教，住在朴子。1989年聖心教養院開始動工興建，並於1990年開始收容院生。1993至2000年擔任朴子天主堂助理本堂及聖心教養院嘉爾默羅修女會的修會神師。1990至2001年協助奧國的密里邦神父〈Fr. Robert Miribung〉在大陸興建醫院、聖堂 ..，幫助中國的貧窮天主教友。